通过蛇头偷渡到境外的打工者、被外国移民局怀疑“入境目的不纯”的怀孕妈妈、成群结队持假护照到中国打工的非洲来客、偷偷回国与家人密会的涉案者、准备跑路的贪官……习惯上，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（下简称“北京边检”）遣返审查所的警官们，用这一贴近其工作流程的描述，统称这些因各种原因不能以正常方式出入中国国境者。
作为全球出入境旅客最多的国家，仅去年，就有4亿多人次从中国的270余个空港、陆路、海港口岸入境。而作为中国第一国门和第二大空港口岸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贡献了2100多万人次“流量”。这其中，“退回来的人”每年都接近一万——遣返审查所警员的任务，就是核对身份信息后，接收从国外遣返回国的中国人，让他们返回原籍，以及遣送被禁止入境的外国人。出错两次就要离岗培训。
“国航（航班上）有个从英国（遣返）回来的。”史志强放下电话，招呼着身边同事与他一起到入境检查现场接人。史志强是一名边检警察，自1980年代起就在当时的北京边防局工作，被同事们称为“强哥”。如今，史志强所在的北京边检遣返审查所（下称“遣返所”）一科共有22人，负责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（下称“T3”）的遣返审查工作，二科的15名警察则负责首都机场第二航站楼（下称“T2”）。
由于T3国际航班比较多，一科每年处理的案件数几乎占据北京口岸遣返总量的60%。这22人不分节假日，每周至少60小时工作时间。如果遇有特殊情况，还要加班备勤。当代中国的偷渡潮始自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。改革开放后，到海外打工可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，东南沿海地区的偷渡生意随之红火了起来。
这是1949年以来的一次大变。中共建政初期，出入境政策很严格，跨国航线只有联通苏联，越南和朝鲜三条，北京边检建站第一年出入境旅客只有1700多人。“不要说出国了，就连在国内坐飞机都要很多手续，需要县团级以上单位开介绍信才能买机票。”现任北京边检副总站长聂建世说，“当时根本不存在偷渡遣返的人。边检审查对象主要是一些间谍。”检查员都是现役军人。
偷渡状况越来越严重后，首都机场负责出境检查人员不足的情况也愈发凸显。为此，当时的北京公安边防局（现北京边检的前身）内部决定成立“调研档案科”，专门处理非法出入境问题。这就是“遣返审查所”的前身，聂建世正是时任调档科主要负责人。当时调档科遇到的案例，多为中国公民非法出境，或是被外国移民机构遣返。
到了1998年，中国边检系统开始职业化改革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九个城市的边检改制为职业制，警察编制。大量来自地方院校的应届毕业生进入这一体系，调档科由此正式更名为遣返审查所。
大多数遣返审查工作，通常开始于一通来自载有被遣返者航班的电话。从旅客入境检查站到遣返所办公室的距离很短，100米不到。但按照规定，“接人”至少需要两名警察，一人在最前方带路，一人走在最后方紧盯被遣返者，防止其逃跑。如果人数超过十个，他们还需整齐站成两列，两名警察会用隔离绳将他们护住，防止其他游客将队伍冲散。经过“首都机场出入境遣返审查办公室”的牌子，打开旁边贴着“旅客止步”的通道大门，就是不到30平方米的问询室。
这里是史志强和同事的办公处，放置着8组不锈钢长椅，最多可坐32人。靠近门口是一科警察们的工位——办公桌上摆着两台装有公安部“梅沙”系统的电脑、一部电话和一台打印机，两张椅子。若是遇到被遣返人数特别多，一个班次的六七名警察需要同时参与问询审查。
“什么时候出国？”“用什么证件出国？”“家在哪里？”“为什么被遣返？” 这是面对每个被遣返者的“例行四问”。“人证对照”是关键手段。因为使用假护照的成本低，同时被查获的风险更大，偷渡者喜欢用冒名顶替的方式。北京边检曾查获过多起相似度极高的孪生双胞胎姐妹/兄弟使用对方护照偷渡的案件。
为了训练并维持人证对照的能力，北京边检每年都会在业务考核中重点考察这一项目：测试的内容是在30分钟内辨认35组照片，每组都是相似度极高的照片，有的是孪生双胞胎，有的是姐妹，甚至还有的是同一人相隔几十年的照片。只要辨认出错两次，就要离岗培训，测试合格后才能再次执勤。面对史志强的这名被遣返者没有回答任何问题，厚如酒瓶底的黑框近视镜后，眼神茫然。通过电脑查询，史志强了解到被遣返者是沿海某省人，于是，他试着用蹩脚的当地方言再次提问。
男子的眼睛闪烁了一下，开始“倒苦水”：早年在老家养鸡，后来拿着旅游签证辗转欧洲多国，偷渡到英国打工。“身份一直没办下来。”——在描述自己打黑工的尴尬处境时，他总是加上这么一句话，而史志强则一再纠正：“你是偷渡过去的，就是没有身份的。”
“都是些悲伤的故事”
这次问询在史志强看来算得上顺利，从开始提问到被遣返者签字离开，前后不到20分钟。大多数时候，被遣返者是持合法证件出境，却在到达国外时被签证国边检官员以各种理由拒绝入境。按照国际惯例，任何国家的移民局官员在拒绝另一国公民入境时，无需告知任何理由。对于这样的被遣返者，史志强及其同事走一遍流程，只需15分钟。然而，一旦遇上没有证件，或人和证件对应不上的偷渡者，走流程的时长就会持续数个小时，甚至一天。
对警员们来说，能够成文的标准技巧不过是“小儿科”。在职业生涯中，几乎所有人都有两三次灵感乍现，使出奇招的时候。在遣返所，最佳开场常是询问对方的打工收益。大多数打黑工被“退回”的人在外受尽委屈，而他们的初衷不过是想让自己在国内的家人过得更好。警员跟某人聊天时，旁边等待问询的几个人也竖着耳朵听，当“你赚到钱了吗”一问出口，这些人会忽然“一个声音赛过一个声音”地说起来，有口音的普通话、各地方言夹杂，问询室的安静状态立刻被打破，热闹程度不亚于喧嚷的菜市场。
而且，刚去国外和在国外呆过数年的被遣返者差异很大。刚出国即被遣返的总觉得国外“特好”——“日本可真干净。我去了这几天，你看我这旅游鞋一点没脏。”“人家多有礼貌，整天对我点头哈腰的。”可待久的人就常抱怨：“这个国家人太虚伪了，面上和你笑嘻嘻，私底下可劲盘剥你”……
几个月前，问询室曾被全体遣返的一个老年旅行团“占领”，面对这些老人的抱怨，警员们在“拿下了”旅行团的领队后，终于让“大爷大妈们安静了下来”。面对那些不愿意配合工作的“上层人士”时，警员则会提醒对方“有摄像头，要注意自己的身份”。
有时候，遇到一些精神状况不稳的被遣返者，警员们还要“配合演戏”以安抚其情绪。曾有一男子在问询过程中一直嚷嚷着“有杀手要杀我”，一定要离开，直到被告知“杀手被警察抓住了，刚才都送上飞机走了”，他才安静下来。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，在被家人领回家几个月后，一科的警员又接到了他的电话：“警察同志，飞机上那个人又回来杀我啦！”而无论被遣返者讲述的故事多么曲折离奇，最终落实在系统记录上时，问询的警员只能从系统分类中的“非法留居打工”、“前往及过境目的可疑”、“境外犯罪”和“其他”等固定选项中点选。
“都是些悲伤的故事。”李鹤云（化名）说。在史志强出门接人之前，他刚带着14个从韩国被遣返的人来到问询室。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“都有自己曲折的故事”。这个现年32岁的警员是一科的老幺，也是在MH370航班失踪事件中大热的微博“T3遣返那些事儿”的“主页君”。由于很多被遣返回国的人倾诉欲强烈，在工作完成后，警员们往往会抱着相对随意的态度和他们聊上一会儿。这些故事时常会被浓缩成140个字，被李鹤云搬上微博。
李鹤云曾两次遇到同一个被遣返者。当李鹤云惊讶地问他为何又被“退回”时，对方分外气愤：“那个老板还欠我工钱呢，我去找他要工钱。”结果，因为上次被留下了黑记录，他第二次根本没法入境。他还对一名被南非遣返的中年东北人记忆犹新。在南非偷渡生活的十年间，因为遭受事业、情感多重打击，这个东北男人自杀了近十次，却都以失败告终。“跳海被人捞上来了，上吊被邻居发现送医了，割腕也没死成。”李鹤云伸出了自己的左臂比划，“左手腕上有好多割腕留下的刀痕！”
一个在日本打黑工的“白雪公主”也让他印象深刻——这个女遣返者皮肤极白，几乎透明，手上的毛细血管都能看清楚。因为怕暴露黑户身份，她长年躲在澡堂打工，由于长期生活在温热的水蒸气环境下，皮肤肌理都发生了变化。
用肢体语言沟通最高效
遣送外国人也是一科工作的一部分。面对这些说着不同语言的外国人，警员们需要花费的时间，比服务一个被遣返的同胞要多得多。“明天凌晨，两个蒙古人要从美国退回来……”办公室里，一科科长徐娟大声告诉同事们。
按照规定，外国旅客通过北京中转到第三国被拒绝入境或遣返，必须按照原路线通过北京被退回国。顺利的话，这一航班还停在美国旧金山机场的停机坪上为起飞做准备时，遣返所的警员们就已收到被遣返者的姓名及其他相关信息。而当飞机在万米高空跨越太平洋时，他们就已着手调查并确定这些特殊旅客的身份，并和相关航空公司协调，看是否能在北京飞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回程航班上保留两个座位。
与被遣返回国的中国人不同，为遣送的外国人办理手续至少需要1到2个小时。检验护照真伪并根据护照来判断旅客的国籍信息是首要步骤。由于有3到4个警员都学过小语种，因此和母语非英语的外国人交流基本没问题。遇上个别单词听不懂的时候，这名外国人就会写下来，然后警员用电脑去查。更多时候，肢体语言更为高效。李鹤云遇到过一个“带着厚厚一打美金，手腕戴着一块黄灿灿大金表”从中东遣返的“大叔”，他在问询过程中，看到这位“大叔”包里有根短小的树枝，枝头有条絮状的树皮。“我问那是什么，他很认真地把食指横在嘴前，露出两排牙齿，作刷牙状……”
若护照为真，且身份信息核实清楚之后，警员们会让外籍被遣返者签字，在飞机抵达后，两人一起将其送上飞机，等飞机起飞后才能回办公室。除了“原路退回”被第三国拒绝入境的外国人，遣返所还要遣送大量来华非法留居的外国人。1998年后，中国慢慢成为一些人眼中的淘金圣地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出现在遣返所。这个过程中，常常发生很多令警员又好气又好笑的事情。
按照国际惯例，若是经由北京转机，到第三国被拒绝入境，那么遣返这个人回国需要航空公司承担机票费用。但如果此人已经入境，那么遣返回国就需要机票自费。一些外国人一听说要自己出钱买机票回国，“三四十岁的壮小伙马上会在办公室嚎啕大哭”；还有一些要等待航班而暂住机场计时休息室的人，在临走前会把休息室桌上能拿的免费零食塞满口袋，才会“一脸满足地登机”。
李鹤云还遇到过一些在他看来“特别狡猾的人”，“本来汉语水平接近母语了，偏假装听不懂”。他为了劝服这个“语言不通的外国兄弟”回国花了几个小时。在送他上飞机前，这位“兄弟”站在自动售货机前，说要买饮料，一直觉得“这哥们儿有问题”的李鹤云用汉语告诉他“放两个硬币就行”，而他竟然用流利的汉语反问，“真的么？”
“看被遣返者在地球来来往往，自己还没出过国”
与负责T2和T3遣返审查的一科和二科比起来，同属北京边检遣返审查所的三科则要神秘得多。它并不在航站楼里，而是在距离T3不远的航安路，低调隐匿于一座1970年代建成的四层建筑里。进入这座建筑，需要刷通行证两次才行。走进这座楼，紧张的气氛立刻扑面而来——位于楼梯右侧的每一间审讯室，都由一面不锈钢材质的铁栏杆分割成同等大小的两部分，自由和受限两种状态隔栏相对。“进入三科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违法行为。”在此工作14年之久的徐青（化名）解释道，每当T2和T3的同事们发现被遣返者有伪造、冒用证件非法出入境，伪造涂改验讫章的行为，或者涉及偷渡案件的人员出现，那么这些人就必须移交给三科专门处理。
在审讯过程中，被遣返者会坐在一张木质单人椅上，椅子前端设计有特殊挡板，这是为了限制其活动，并防止其做出出格举动。徐青及其三科的同事习惯用“办案”来描述自己的工作——来到这里的被遣返者，会根据其情况，处以不同程度的行政罚款、行政拘留，甚至移交给相关执法机关接受刑事审判等轻重不等的处罚。自2013年7月1日，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》实施后，只有移交三科的被遣返者才需要缴纳罚款，“5000元到10000元不等，由其违法行为而定”。
通常，人身和行李物品检查是审讯前的必要程序。经验丰富的警员早已习惯从拉杆箱把手、皮带夹层，甚至在牙膏管中找到被藏匿的各种证件。之后，就是正式审讯。即使是最简单的案子也审讯3到4个小时。“通常情况，要七八个小时。”对持伪假证件出入境的人，审问核心在于摸清其背后偷渡产业的脉络；入境目的和花费；如何联系蛇头；假证件如何拿到；是否有旅行社或者航空公司人员参与其中……每个环节都必须弄清。
在北京边检算得上“大龄组”的三科，警员的平均年龄为42岁，一直延续着师傅带徒弟的模式。几乎每一名警员都历经了上千次审问，警员常能读出假话中隐藏的深意：故意少报花费是在担心处罚也和交易数额有关；假装不认识蛇头是因为很多人通过家人、朋友联系偷渡，很怕自己出事会连累身边人……
对于中途要求休息，或是停留过夜的被审问者，三科所在的办公楼还有8间单人候审室。这些被称作“最安全”的房间内，墙壁都用咖色绵垫进行了软包装潢，窗户不但有护栏，还增加了一层孔板设计。单人洗手间中，马桶和水池光滑的四壁没给任何人留下挂物自杀的余地。此外，每间候审室都安装有摄像头，由一组两名警员24小时进行监控，以保证在被遣返者开始自残30秒内，就能破门而入加以制止。
尽管如此，每年总有两三位内心极度绝望的旅客尝试用超乎寻常的方式自杀。曾有一名警员在一天内两次冲进房间，制止一名蒙古人用上衣和裤子自杀。最后，为安全起见，警员不得不坐在蒙古人对面看着，直到4个多小时后将其送上飞机。每年处理六七百个案子，长时间待在无法开窗空气浑浊的审讯室，警员们也时常感到惆怅。“看着被遣返者在地球上来来往往，一想自己都还没出过国。”有人腼腆地笑。在遣返所，不是每天都会遇上特别忙的情况，待命是警员们工作的常态。不忙的时候，他们会聚在一起抽个烟，聊聊天，交换些工作时听闻的故事，以此解压。
比如，那些长年离开家人出国务工的偷渡者在国外难免生情，组成非婚家庭。在遣返所，一些形同夫妻的偷渡者经过询问却各自有家庭。“一些人离开我们办公室就好像生离死别一般。”史志强唏嘘道。多数“半路夫妻”在被遣送回国后就各自回家了，但也有决定私奔的人。遣返所的电话时常被一些不明真相急于寻亲的人打爆。“我老婆（老公）为什么还没回家？”
每次，史志强都告诉自己：“我们只是个行政执法机关，人家的家事管不了，更不能透露别人隐私。”不能提和他家人一起回来的“老相好”，他只能硬着头皮告诉对方：“他（她）已经离开遣返所了。找人的话，你最好联系公安局。”
T3遣返那些事儿
老公心虚时会怎样？躲避，故作镇静……我亲眼见一涂改验讫章的男子见到老婆时下意识往后退，当老婆关切地问他犯什么事时，他英雄般地说没事……相当大义凛然啊！呵呵，原来他曾瞒着老婆带一女子去毛里求斯玩了几天，后怕老婆发现，把护照里的验讫章涂改了，老婆是骗过了，却在小边这里翻了船。刚一日本遣返回的小伙，说自己早上过马路时被便衣抓了并查出非法居留身份被遣返。我问便衣怎么分辨出你不是日本人。他说太容易了，在东京，早上他们都独自小跑，而我们中国人却边散步边聊天。
几乎熬了一夜，困。半夜领导让我去陪聊计时室的一南美哥们儿。他北京过站，被他国遣返后又经北京，下程航班得26日。这哥们儿大半夜的却兴奋异常，不断用西语巴拉巴拉，我亮出手表告诉他夜里，夜里，别影响他人休息。不料他也亮出手表用生硬的英语告诉我，上午，上午。晕！难道他不知道这儿是东半球么。
上午西欧遣返2人，自称是深圳某外贸公司经理，去商务考察。看他俩穿着打扮和神情，我便明白了八九。却不动声色地边问边查，见他俩还在满口胡编，感到好笑又可气，便突然大喝：“还编！快说，怎么虚构的邀请函？花了多少钱？你俩刚认识几天？村里人知道么……”其中一个当时就抖了：“我说我说，别告诉村里人……”
（部分图片为本网配图，非原文图片。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