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岁进北大 她18个月拿下美名校博士学位

Thursday, 31 August 2017 17:34 Edit by  来源:网易 Published in 教育资讯

火爆的“90后”美女学霸中,戴韵无疑是特别的。16岁考上北大后就开始了“拿学位拿到手软“的学霸之路。

现年26岁的她先后拿到了2个本科学位,2个硕士学位,1个博士学位。从北大毕业后,她调转人生方向,去美国加州大学从零开始攻读教育人类学。这是美国最难毕业的文科博士专业之一,平均8年毕业,她在18个月完成。

在近日火爆的“90后”美女学霸中,戴韵无疑是特别的。作为其中唯一的人文社科博士,她走过美国漫长而高淘汰率的文科博士项目,现在南加州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,向我们展示了不一样的成长轨迹。相比于传统苦读的中国留学生(专题),戴韵的生存法非常简单——“不要放弃自己的过去,顺势而为,做自己就好。”

人生现在就定型,太没意思了!

2014年,刚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时,戴韵感到新奇和喜悦。

圣芭芭拉是美国著名的度假胜地,小镇如画,依山傍海。更重要的是这所学校学术声望甚高,在2017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位居24名,北京大学53名,清华大学57位。不过,生活很快陷入焦虑。同学多是教育学或相关专业出身,有的拥有多年业务经验,从传播学跨专业,她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

每周上千页的阅读材料,怎么读都读不完,常读到半夜三点,有时候,“边读边哭,因为读不懂,怀疑自己智商有问题”。每周例会, 看着导师嘴巴一张一合,听着“反身性”、“认识论”、“表征”像听天书一样。失眠,狂吃,压力巨大,一个月猛增快十斤。她怀疑自己是不是来错了地方。

这与最初的踌躇满志不同。还在北大读研时,她认识现在的导师Judith Green,一位美国知名教育人类学家。Green教授觉得这个年轻人思维活跃,善于思考,也勤于学习,认识一个月后,邀请她跟自己读博。仅花了半天,她就决定去了。在此之前,她还做着财经记者的梦,教育学博士从未出现在她词典中。

这个决定并不冲动。在本硕期间,她就在新华社、《财经》杂志等媒体实习,那是微博兴起、公众讨论空间形成的时期。不过,她很快发现,讨论常演变成骂战,大家立场不同,交换语言并不一定增进理解,反而误解加深。戴韵开始思考:“人怎么形成自己的思维和观点?从交谈到理解到底有多远?”

Green教授从事方法论研究,在根本层面探讨人怎样认识世界、形成知识,基于此研究教育。当她抛出橄榄枝时,戴韵毫不犹豫接下了,“因为这些研究能解答我的疑惑”。

作这个决定,她不是毫无压力。跨专业学教育学,还是难得出名的教育人类学,美国教育学博士平均8年毕业。更大的压力来自对未来的不确定性,女生二十几岁出国读博士,就像一场赌博,拿理想和青春对赌,赢了或许有个未来,要是输了,三十几岁还是一无所成,结婚生子等社会压力像一座座大山。

“我还年轻,路还很长。人生现在就定型,太没意思了!”戴韵说服了自己。

读博“速成法”

“先放手去走,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,人生没法预设。”这是戴韵妈妈的口头禅,就像戴韵从没想到自己能提前博士毕业。

为了更好地适应美国生活,她刚到学校时,租住在美国夫妇家。“身体力行地践行人类学研究方法”,戴韵调侃到,“这种研究方法起源于殖民时期。西方与殖民地冲突不断,就送了一些社会学家去调研,深入当地人的生活,研究他们的文化。”

这种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,是戴韵过五关斩六将的重要“杀手锏”。“无论是个人行为,还是学术理论,都可以看作针对特定问题的回应。尤其是社会理论,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。弄清楚这些问题,很好理解这些理论,也能明白它的局限性和未来发展方向。”

受益于这种思维方式,她慢慢站稳脚跟。浩如烟海的文献,如果要死记理论本身,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。通过梳理问题,她在脑海中画出了学科的理论地图,把书越读越薄,也为自己的研究找到定位。这套思维方式,源于她爸爸的培养。中学历史课曾让头疼不已,朝代更迭后的改革措施五花八门。爸爸带着她把不同朝代的措施放在一起,逐个分析每项改革是针对什么问题,这些问题指向什么矛盾,最后她惊喜地发现,原来“皇权和相权、中央和地方的制衡串起了这些变革。”为了解释中央和地方为什么会有矛盾,爸爸拿过年压岁钱做比喻,家长希望代管压岁钱,但孩子总想拽在自己手上,这难免产生冲突,双方就要做个约定。她庆幸自己跟对了导师。“Green教授不追逐热点话题,她重视思维训练和研究方法,因为没有人知道几十年后流行什么课题,掌握方法才是永恒的法宝。”2015年课程结束时,第一次写课题论文,也要细化博士研究方向。她焦虑失眠,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,肉身疲惫,脑子却一直转,一个多月瘦下15斤。像一个小苗,播种、浇水、施肥,终于要破土而出,却怎么都顶不开那层土。

“因为很迷茫,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。”她不自信,觉得自己不像学教育学的,应该像其他同学一样,要么有专业背景要么有实践经验,于是开始向其他同学看齐,努力变得跟他们一样。导师Green教授却一直鼓励她,“不一样就是你的优势”。每次遇到系里老师,导师都热情得推荐她,介绍她传播学和经济学的跨学科背景,坚信她能给学院现有研究增加新的角度和贡献。“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成长背景和社会经验,形成独特的思维行为,形成特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预设。所有新的认知,都基于过去的经验。”

当戴韵意识到这点后,她开始在传播学和教育学间找结合点,充分利用自己国际化教育背景,提出如何用传播技术促进教育资源的国际化配置的选题。而凭借自己的跨学科优势,她开始收到其他老师的邀请,加入跨学科研究群。

规划好的“放养”童年

小时候,父母在外地工作,戴韵跟着外婆生活。外婆不识字,对学习很少有要求。4岁时,姐姐入学,戴韵失去玩伴,被一起送入学校。入学前,妈妈才想起她不会写名字,火急火燎地教她比划。“我是放养大的。”戴韵觉得父母很少干预自己的成长。当她抱怨晚自习无趣时,父母主动向学校申请不参加。业余时间很少给她报兴趣班,但家庭教育在潜移默化进行。

“家里有半面墙,耸立着书柜,放着上千本书,最上面两层,我踮起脚够不到。”她还不识字时,父母看书,她就担任着家里的图书管理员。每天把书按照从高到矮的顺序整理。等年纪稍大,又变着心思,把书按照书名首字母、年代或者题材整理,乐此不疲。这是她童年最为珍爱的“玩具”。

戴韵忘记什么时候,自己能够读懂书架上的书,那是另一个世界的打开。世界名著儿童简版、书虫系列、舒克贝塔、男生贾里女生贾梅……。 她也终于可以和父母歪在一起看书了。看到精彩处,扯着父母,讲一遍。不管讲得如何,父母似乎都听得津津有味。入学后,她热衷于参加学校的朗诵和演讲比赛。

四年级时,她在书桌上看到了三本垒起的书《神秘岛》,顿时被标题吸引,一把抓起看得如痴如醉,想象着主人公困在荒岛,和自然环境搏斗,就地取材制造棉花火药、驯化家禽,“实在是太太太酷了!”。这本书是爸爸特意为她准备的第一本长篇小说。那时她从来意识到,书架上的书也一直变化着,根据她的年龄和成长阶段,放着适当读物。

儿童书和大人的书混放在一起,有时她也闯入不能理解的成人世界。读到《围城》,方鸿渐坐在船上,看见鲍小姐,“身子像熟肉铺子”。她咯咯笑着似懂非懂,于是问妈妈这是什么意思,妈妈迟疑了一下岔开话题。午睡后,那本书怎么找也找不到了。

一路成长中,她的世界很少孤单过。“阅读向我展示了更大的世界,也满足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好奇,这又驱使我读更多的书。”

读了教育学后,她理解了父母的良苦用心,“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,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,创造良好的氛围,让她自由地成长,慢慢发现其天赋。过度早教,上太多兴趣班,是在扼杀孩子的好奇心,剥夺他们成长的乐趣。”

长大后的戴韵,留着齐肩短发,穿着纯白的连衣裙,一脸纯真的笑容,与“灭绝师太”的女博士形象颇为遥远。她觉得越了解教育,越发现这是慢工出细活,对学生要“无条件耐心”,个性也越发柔和。有时她也觉得无奈。“在接受学术训练时,人会变得严谨很多,可能会让人觉得无趣。”谈论起自己的研究时,她会热情得像个小孩,手舞足蹈、滔滔不绝,却突然发现,“哦,原来人家并不感兴趣”。

她一直提醒自己,做研究需要时间的沉淀和积累。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对人性和社会的洞察和理解,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应该更用心参与生活,关心社会和身边的人。

对于未来发展,她想做知行合一的学者。因为教育学是理论紧密结合实践的学科,要在科研和实践之间找平衡。通过参与教学活动和教育项目,在活动中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,在实践中加深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。同时,用科研的方式,系统化、理论化地整理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经验,更好地指导实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