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都知道, 伟大的古代文明包括古埃及、古印度、两河流域文明,都在历史的长河中灰飞烟灭了，没能持续到今天。例如,穆巴拉克说埃及有8000年文明史,但是实际上古埃及文明和今天的埃及没有任何关系:不一样的语言、不一样的文字、不一样的人种。我曾经问过英国人说,你们大学毕业生有多少人可以读得懂莎士比亚,那是17世纪的剧作家,大部分人读不懂。而我们2500年前孔子的《论语》,一个好的高中生就可以看懂。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后面整个的思想连续性都没有中断。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和一个延续不断的古老文明重叠在一起,就是文明型国家,就是我们中国。我自己总结说有四个“超”,就是超大型人口规模、超广阔疆域国土、超悠久历史传统、超丰富的文化积淀。

一个文明型国家自然有自己独特的制度安排。我自己总结是“一国四方”,“一国”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, “四方”就是四个方面的制度性安排。首先是政党制度方面,中国的特点是国家型政党。第二,民主制度方面,中国的特点是协商民主。第三,组织制度方面的特点是选贤任能。最后,经济制度方面的特点是混合经济。中国以这么快的速度在崛起,我们不能再回避政治制度问题了,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制度自信,我们的制度有不少问题,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我们的对手竞争,我们的制度经得起国际比较。

首先是政党制度。这好像是西方批评我们最多的地方。一说政党,他们就说100多个国家都是多党制的,就中国是“一党制”。但是这些国家大都没有中国成功,乌合之众不在少数。更重要的是,中国的政党和西方的政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西方政党理论,说简单很简单,就是一个社会由不同利益集团组成,这些利益集团都要有自己的代表,就是多党制度的起源,然后通过竞选,选票多的胜出,这叫做由分到合,最后是通过票决制来整合的。为什么采用西方这种制度的非西方国家失败情况非常多, 就是因为非西方国家一旦采用西方制度,分了之后就再也整合不起来了。中国台湾是南北分裂,所谓“爱台”的南部和“卖台”的北部,完全是人为造成的。泰国是城乡分裂,农村人多数支持他信和英拉,城市里的人多数反对他们。连韩国这样的国家,仔细看它的民主问题也是很严重的。它是“道籍”分裂,也就是“省籍”分裂,一个地方的人往往只选自己地方的人。

中国要是采用这种制度的话,也会是这样的,上海人选上海的,安徽人选安徽的,最后中国四分五裂。我们从汉朝开始,政治传统就是一个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执政,一个超大型的国家, 一个“百国之合”国家的治理,就是要有统一的执政集团。我们的官员,汉朝的时候叫察举,地方推荐到中央,然后中央政府考察和试用,从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,有教无类,考上了就可做官,甚至官至宰相。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是中国的政治传统,如果一定要套用西方政党概念的话,那么我可以说过去两千多年中,我们最保守的估计95%的时间里都是一党制。而在过去两千多年里,至少有3/4的时间,中国是远远领先于欧洲的。后来闭关锁国产生很多的问题,但现在通过改革开放又迅速崛起。过去20年中,如果你从上海移民美国的话,对不起,你今天回来可能已经是穷人了。这是历史大潮,一个是超级大国,曾经非常辉煌,但是今天正在全面走下坡路;另一个是正在迅速崛起的超大型大国,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的速度和规模崛起,人民的财富大幅度增长,当然这个过程也带来不少问题,但成绩远远大于问题。

第二个是协商民主。西方坚持只有他们的民主才叫民主制度,其他的民主都不算民主,但中国民主的形式主要是协商民主,为什么? 我不太看好一人一票,尽管我们在村一级进行一人一票的选举,已经20多年过去了,但我们做了一些调查,1/3的结果马马虎虎,1/3的结果非常糟糕,家族、黑社会、金钱政治都出来了,还有1/3也不容乐观。那么和英国、美国人比,是不是一人一票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。以上海为例,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板块,但所有的小区都是请专业的物业公司来管的,在国外很多情况下,都是居民自己组织起来进行管理。中国人比较相信具有一定公信力的物业管理机构,对于国家来说就是政府,对于小区来说就是物业管理公司。另一个问题就是人口的规模,在任何一个其他国家,如果说一个决定得到90%的人支持,只有10% 的人反对,那太好了,因为10%是绝对少数。但是10%在中国就是1.3亿人,这些人的关切你可以不理睬吗? 所以还是要协商协商。

另外中国民主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它的广泛性。西方民主是严格界定在4年或者是5年一次的投票选总统,除了选举之外, 其他领域内几乎没有民主,企业、学校、公司、基金会里,没有什么民主,老板说了算。但在中国,我回到复旦大学后参加了一些活动,比如说我们上个星期进行了中层后备干部的选拔,每个人发一张单子,把所有70后的副研究员都列上,然后让大家海选一下,谁比较合适。这在西方是没有的。我们研究院的教师工会每年还要给院长、副院长打打分,这在西方大学里没有的。他们的民主只是在选举国家领导人,四五年一次而已。当然我不是说中国的做法一定就好,比方说单位评先进什么的,老板定了就可以了,大家评来评去,结果造成很多矛盾,效果并不一定好。

总之,在民主建设的摸索过程当中,中国当然有一席之地。我们现在实行一种新型的民主集中制,民主集中制是从苏联来的,但他们的民主集中制后来变成了只有集中,没有民主。而中国现在已经真正地形成了新型的民主集中制,从群众中来,到群众中去,这不是空泛的东西。中国决策过程当中,都是尽可能地民主,尽可能地倾听专家的意见、方方面面的意见,一个五年计划的互动过程长达一年多,成千上万次的磋商,最后形成的东西就比较靠谱,而不是像美国那样,小圈子里做出决定,然后通过公关公司出售给公众,英文sell to the public。我们决策形成的合法性总体上更强,具体落实时还要强调因地制宜,因为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情况太复杂了。

我们的民主制度也融入了选举和民调等西方元素,所以我们的民主制度包含了历史基因、红色基因和西方元素。定期地制定规划也意味着不时地创造新的预期,预期又创造新的需求。比如说高铁规划到哪里,地铁建到哪里,实际上是创造一种预期和需求,这也是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我们组织制度的特点是选贤任能。中共最高执政团队,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,他们至少担任过两任省部级的负责人,大都做过两任省委书记,甚至三任,要治理好这么大范围内的地方,才可以拿到政治局常委的“入场券”。这应该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政治制度。

我在给《纽约时报》的文章中还提到了“上上策和下下策”, 因为英国政治家丘吉尔有过一个说法,他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,人类试了很多制度,民主制度相对而言是最不坏的制度,我仔细查了丘吉尔讲话的出处,1947年在英国下院,他是在西方的政治语境中讲这番话的。因为丘吉尔本人是帝国主义者,他根本不同意印度独立,怎么会同意印度采取西方民主制度呢? 他讲最不坏的制度,我就说了,用中国人的说法,“最不坏”就是下下策。现在我们的制度设计也包括了下策,那次和福山辩论的时候,他说中国没有解决“坏皇帝”的问题,我说中国这些年,通过政治行政体制改革,已经从制度上解决了“坏皇帝”的问题。 所谓的下策就是保底,就是美国总统可以担任两任,8年。中国现在最高领导人也是两任,10年。而这当中还有年龄的限制, 到一定年龄你必须退,这个西方还没有,像美国参议员都是干到死,而在中国是明确的,再能干到了年龄也要下来。这很大程度上就是保底的安排。所以中国不会出现阿拉伯国家那样穆巴拉克执政近30年的情况。但除了下下策,我们还有上上策,就是你必须尽一切可能,来寻找尽可能德才兼备的领导人。我前面讲了我们的标准,两任省部级经理的要求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制度安排是上上策与下下策结合,它超越了西方模式。

西方玩他的民主游戏,他有财富的积累,我说很像被宠坏的孩子,家财万贯,可以这样玩。比利时500多天没有中央政府他还可以生存,那是因为他有积累,他敢玩这个游戏。而一个穷国,一个发展中国家,染上了被宠坏的孩子的毛病,就无药可救了。随着中国的崛起,随着中国选贤任能模式的崛起,西方这种 游戏民主也将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。

福山最近出了一本新书,叫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,他说道在公元前3世纪,中国已经存在了一种非常稳定的所谓现代性制度, 而欧洲国家,比如说法国、俄国,他们一直到18世纪才实现,在这个意义上,中国要比欧洲先进2000多年。他讲的这种制度主要就是指通过考察或考核的、比较中性的选贤任能制度。

我上半年去欧洲做过一个讲座,介绍中国模式。当时有一个法国的学者问我说,中国现在经济进步很快,但是为什么还是拒绝西方的现代性? 我说我最近刚刚去海牙两个地方看了一下,一个是荷兰伟大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故居,一个是荷兰的瓷器博物馆。斯宾诺莎发现,中国是一个“自然宗教”的世俗国家,政教分开的,欧洲当时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,所以欧洲历史上,宗教战争是上千年。另外在这个瓷器博物馆,17世纪荷兰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,进口了中国大量的瓷器,大概等于今天的ipad,中国瓷器让荷兰人赚了大量的钱。他们的学者发现,中国瓷器不光是工艺精良、制作优美,关键是上面的图案。欧洲当时政教合一, 所有艺术品主题都是宗教,都是上帝;而中国瓷器上展现的东西都是民生,全是儿童嬉戏、老人垂钓、妇女织布,这就是当时的现代性,政教分离就是现代性,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起点。现在有不少人在研究,启蒙运动是怎么开始的,当时是东学西渐,欧洲多数的启蒙思想家认为中国就是他们的理想国。后来欧洲对中国的态度改变了,开始对中国歧视了,这是18世纪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开始的。他们开始否定中国,这也是欧洲种族主义兴起的时候,孟德斯鸠是欧洲种族主义理论的鼻祖之一。他们当时所说 的很多东西,现在看来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。

最后我讲讲中国崛起的逻辑。台湾我去了8次,和他们讨论民主问题。台湾曾有学者问我,在东亚国家,大的趋势是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,然后到民主化。他问我中国大陆现在处于哪一个阶段。我说你这个结论是“历史终结论”的逻辑。我说很对不起,我研究得出的结论不是这样的,中国不可能按这个逻辑走。研究中国要好好地考察中国,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明,要接地气。

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,文明型国家有自己发展和崛起的逻辑。这个逻辑就是: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于西方,过去两千多年, 中国在至少3/4的时间里是领先的,这种领先有其深刻的原因。 18世纪开始中国落后了,错过了工业革命,但现在又赶了上来, 这种“赶超”也有深刻的原因。今天赶超成功的原因和过去长期 领先的原因之间是有继承和发展关系的,这就是文明型国家发展 和崛起的逻辑。

在场一位研究波兰团结工会的美国学者说,她周边的学者都告诉她,中国要崩溃了,中国政治体制肯定支撑不下去。我说西方的中国模式与中国的制度安排已经有20多年了,一次又一次不停地推移时间, 实际上中国崩溃论自己已经崩溃。我说我关于中国的预测基本上都是准确的,我的预测是10年内,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,中 国将成为最大的世界经济体。有人说,那也没什么了不起,中国 的人均 GDP仍然只有美国的1/4,但是这个成就还是很了不起,它 将实质性地改变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,这将是很大的事情。

第二,我自己还进一步预测,10年内,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。 我用一个经济标准,叫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,加一套产权房,包括 所有的房奴,因为西方房奴的比例比中国还高,到时候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将是美国人口的2倍。我说你今天不承认中国的政治制度,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作用,不承认中国模式,我都不在乎。但是10年之后,还是不承认的话,你就不能解释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功。当然,那个时候中国也不在乎你是否承认。坦率来讲,今天中国也不在乎你承认不承认。总之,中国前途非常光明,大家一定可以大有作为!

谢谢大家!

作者: 张维为 版社: 中信出版社